[导读]两个需要：一是推行“攘外安内”政策。二是要剪除。

　　蒋介石与组织的兴起《蒋介石日记》解读

　　蒋介石为巩固其，通过“中统”、“军统”等组织来对外及其他反对，对内剪除内力量的史实，已人所共知。1932年，是组织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，“军统”的前身是1932年4月成立的三义力行社(复兴社)处。“中统”的前身中央组织委员会党务调查科虽成立于1928年初，但其成规模也是在1932年将调查科扩编为特工总部之后。为什么蒋介石在1932年会如此重视组织建设，他是如何认识组织重要性的，又是如何亲手缔造组织的？蒋介石这一年的日记中透露了许多的秘辛，能帮助我们解开这些谜团。

　　一、蒋介石为何要建立组织

　　蒋介石建立组织，与其早期经历与性格有关。蒋早年家境一度不错，但因丧父而迅速中落，又受乡吏，体验了世态炎凉。这形成了他复杂的性格：固执、倔强、多疑与以为中心。他年轻时留学日本，接受过的军国主义教育，与陈其美交谊，这些经历铸成了他蛮干、注重情报搜集和个人的特殊心态，这是他组织特工机构的思想根源。辛亥后，蒋介石在上海暗杀了光复会首领陶成章，并未留下，这次成功的经历让其过了把“特工瘾”。

　　然而，蒋介石在内崛起后的头几年，并未立即着手建立组织，他在1932年才付诸行动，与当时的蒋在内的地位、处境及国内外形势有关。南京国民成立后，蒋介石的始终受到了来自反蒋派系的挑战，1931年底，蒋遭胡汉民、汪精卫与两广地方实力派的联合，下野。这次下野经历使他对各级党部的组织能力、干部对其个人的忠诚均怀疑虑。，如何在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核心组织，成为了摆在蒋介石面前的课题。恰在此时，后来成为复兴社核心人物的刘健群、康泽等向蒋介石建言，主张在保留旧躯壳的前提下，重建一个新的政党形态的秘密组织。

　　刘健群在《贡献一点整理本党的意见》中提到，当前的“不仅与相脱离，党与亦日趋隔膜。党的与的关系只有互相利用，党的根本看不清谁是的。”刘健群向蒋提出，要在内另建一种新的组织，“以充实党的内容，建造党的灵魂。”康泽则在研究了苏联的“格伯乌”(即克格勃)的结构后，非常推崇这种“挑选最的来参加工作的，它和党有密切的联系”的组织，他向蒋介石“我们需要一个意义更广泛足资号召的组织，‘格伯乌’只能是当中的一部分。”

　　蒋介石对刘健群和康泽的持十分肯定态度，鼓励他们放手去实行。1932年蒋介石重新上台后，组建组织的工作就提上了议事日程，他的日记中不时有相应的记载，而此前的日记中并无太多关于组织的内容。蒋介石建立组织，在当时有两个最直接的需要：

　　一是推行“攘外安内”政策。九一八事变后，蒋介石推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政策，其建立组织，就是要推行这一政策。蒋介石认为，国内反对其“攘外安内”政策的人颇多，不能集中意志与力量以完成统一国家与对日作战的准备。他在对励志社的中强调要“攘外安内”，为秘密组织制订的誓言中，也有“抗日除奸，为党”等语：

　　下午，与妻回陵园居住。往励志社与各同志会晤，自觉忍痛不堪也。余对大局贡献以外交问题非先统一国内不可。(《日记》，1932年1月22日)晚，与贺(衷寒)、康(泽)等生谈组织事，必欲组织一秘密奋斗、人尽其才，控置全国之机关，方得完成。如仅普通组织，则必腐化消灭也。乃得数语，曰“抗日锄奸，为党，实行主义，革心，矢勇矢勤，秘密，服从命令，愿受极刑。(《日记》，1932年2月21日)

　　康泽回忆说，1932年3月下旬，蒋介石召集他们开会时说：“现在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剿匪，我们以‘攘外必先安内，安内必先剿匪’为我们的方针，历史上无有不是‘内安’才能‘攘外’的。我们决定这样做，并且也就这样宣传。”

　　二是要剪除。蒋介石复职后，对的反对派，必欲除之而后快。他日记中多次将称之为“”：下午与(宋)子文、(汪)精卫谈话，汪有以允许其他政党存在之意，余谓此事非开全国代表大会不能解决。余决力争，不顾之反对也。(《日记》1932年3月28日)

　　在蒋介石看来，对的，必须加以、制裁，以致消灭。他在日记中明确表示要利用侦探特工组织剪除、加强个力：

　　组织政党彻底，必先组织侦探队，防止内部叛乱，制裁一切，监督腐化，宣传主张，强制社会执行，此侦探队之任务。而侦探队之训练与组织指挥运用则须另订也。(《日记》，1932年2月17日)

　　蒋介石建立组织，还与当时流行的“模式”与主义有关。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，但其短期内迅速崛起，再度成为世界强国，这引起了国人的注意。蒋介石对经验相当有兴趣，他采用“亲德”政策，聘请德事顾问对军队进行整训，自己也时常听取顾问的各种。或许是受顾问的影响，1932年初他一直在读《俾斯麦传》，在1932年3月3日、5日、7日、9日、15日、18日、30日及5月4日的日记中，都有读《俾斯麦传》的记载，如“下午，来汤山休息，看《俾斯麦传》，视察学校。”(《日记》，1932年3月7日)“上午，批阅，会客，看《俾斯麦传》，到参部传见部员。”(《日记》，1932年5月4日)。该书对俾斯麦“铁血政策”的渲染及对普鲁士的，深入蒋氏心中，对其思想不无影响。从日记看，蒋介石对主义有所研究，内心钦佩。蒋希望的是建立秘密的、个人、于自己的组织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：

　　今日军人同志会开成立大会，结论以“亲爱精诚”之外，加以“礼义”四字，方足以医今日青年之病也。而“铁血”二字，尤未提出。(《日记》，1932年4月16日

　　二、蒋介石支持力行社成立

　　为了解现代组织的特性，蒋介石身体力行，认真研读情报学的理论书籍，与陈立夫等人研讨，每有，便随笔记录：上午，看情报书，会客。(《日记》，1932年4月22日)

　　上午，看情报。情报之学，一言以蔽之，曰利用对象中之现象之现象而已……此时插人于目的敌中，乃为唯一之要件。志之。晚，与(陈)立夫谈情报事。(《日记》，1932年4月24日)

　　五时起床，看情报学。下午，与(宋)子文谈话，会客，看情报学完。修正稿。(《日记》，1932年4月25日)

　　蒋介石后来支持戴笠等人改善电讯设备、鼓励活动注入系统、开办政训班等，都与他的情报素养有关。

　　蒋日记中反映出，他直接推动了复兴社组织的建立，包括选拔干部、多次亲临、拨款资助等。蒋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，在日记中常提到对一些“可造之才”的观察，甚至将人才作为其干部人选的主要来源，提出“选人以情报班、军校侍卫宪警为基。”(《日记》，1932年4月28日)他在1932年日记中提到的复兴社，包括刘健群、李士珍、邓文仪、贺衷寒、康泽、郑介民、滕杰、戴笠、乔干梁、蒋等，这些人日后都是特工的要角。他对刘健君的评价是“有见解之青年”，对李士珍的评价是“可造之才”。读过蒋日记的人都对其论人之苛有深刻印象，他对刘、李的评价之高，实属难得。这与刘健群等对他个人的极度忠诚有关。

　　在力行社成立前后，蒋介石不断地对其干部及，听取工作报告，督促其组织的发展：“下午，与力行社干事谈话。”(《日记》，1932年3月8日)“晚，与力行社干部谈话。”(《日记》，1932年3月21日)“问康泽与(刘)健群谈话情形，转约郑校教官，戴约何浩若谈话，约徐谟谈话。求人不得，只有建立团体，集中建立团体，集贤聚才以代之。”(《日记》，1932年4月8日)力行社成立时，蒋亲自出席，并“一时余。”(《日记》1932年3月29日)

　　有个细节可以证明蒋介石对力行社工作的格外重视，蒋的作息时间较刻板，通常晚11时前后睡觉，但他有几次对力行社干部的，持续到了午夜12时，有几天日记中记道：“晚，宴客，对力行社听取报告，，至十二时。”(《日记》，1932年4月9日)“晚，力行社干事来会议，至十二时完。”(《日记》，1932年4月25日)

　　组织与工作的发展，直接影响到蒋情绪的起伏，日记中有：“与力行社谈话，组织无甚进步也。”(《日记》，1932年4月4日)“与康泽、戴笠谈话，……各地组织亦有研究，较有进步也。”(《日记》，1932年4月9日)“与训练班讲话，情报人员与组织无甚进步，焦急之至也。但自嫌无进步，而实或有进步也。”(《日记》，1932年4月26日)

　　据力行社回忆，其总会的全部经费除所收会社员的会费外，都由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的特别费项下拨给，处的经费则不在总会经费预算之内，而由处长戴笠自行造具预算，直接报经蒋介石核拨，其经费总额，据说较之总会的全部经费，至少约在10倍以上。这在蒋介石日记中得到了印证，他在4月13日中就记了“发力行社经费。”

　　蒋介石还十分注重组织的扩大。复兴社处成立后不久，就取得了杭州学校训练化的，蒋介石提出要“组织杭州班”。(《日记》，1932年5月14日)，并在1932年6月派戴笠为杭州浙江学校特派员。戴笠以“培训”为名，将该校作为培养的摇篮，开设了甲、乙、丙三种特训班及电讯班，使之成为系统最早的培训，在“军统”史上占有重要的。这与蒋介石的鼓励与支持是分不开的。军队中的系统也由蒋一手打造，他提出亲自确定，“军队党务特派员之人选与组织，在高级班与力行社中挑选之。组织以徐恩曾、陈希曾、戴笠、郑介民、竺鸣涛为干部，蔡动军亦可入选。”(《日记》1932年4月13日)蒋介石一度考虑将训练扩大到全社会的层面上，在日记中异想天开地写道，要“对军队以训练，对社会以训练”。(《日记》，1932年4月8日)

　　尽管日记内容有些琐碎，却也明白无误地显示出内组织是在蒋介石与支持下建立起来的。